復工半年後:珠三角服裝產業勞動狀況變化調查

1.       調查背景

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國相繼爆發,在疫情影響下,全球產業鏈上的生產供應和銷售活動都出現變化,產業鏈下游的就業情況和工人生計都因為訂單減少和停工而即時受到打擊。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歷時數月,大部分產業已復工,不過在此之前受到打擊的產業恢復情況如何尚待觀察,而且勞動力市場所經歷的變化發展成怎樣的新常態亦尚未可知。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發展成世界製造業出口大國,雖然近年部分行業如服裝業等生產訂單逐漸往外移,但在全球消費品價值鏈中的位置仍舉足輕重。另外,繼2008年金融風暴後中央大力發展內需,今年又提出發展「內循環」,可見產業價值鏈結構可能會經歷重大重組,從生產、行銷到物流,從業人員在就業機會、技能要求、勞動條件方面都有機會受到長遠影響。

 

在疫情爆發前期,已有媒體及非政府組織針對各國供應鏈底層工人所受即時打擊的調查報道,例如服裝品牌面對消費需求下滑,取消生產訂單或延遲交付,導致印度、孟加拉等地供應廠周轉不靈,不止令其直接聘用的工人收入大減甚至失業,服裝行業中常見的家庭作業、非正規工人也頓失生計,當中又以女工為大宗。

 

勞動力在2020年3月曾從與各行業的工人訪談中,初步了解他們在疫情過後的復工情況。目前疫情在中國雖已緩和,但是世界各國重啟經濟活動步伐不一,對全球供應鏈上下游及價值鏈其他活動的勞動力市場的中長線影響還難以評估。有見及此,本研究將針對中國情況,探討國內疫情受控後,工人就業情況跟以往相比有何變化,受疫情影響而停工、失業、轉行的因經濟活動再起多大程度上得到恢復,還是面臨了暫時難以逆轉的改變。

 

2.       調查主題

自今年初,不少非政府組織和志願者都進行過不同的工人處境調查,涵蓋不同地區和行業,當中也包括了服裝業。由於疫情在中國爆發較早,時間上幾乎是在國內城市逐步解封、工廠復工之後,才輪到歐美及其他亞洲地區爆發,因此企業即使復工,工人暫時保住了工作,但勞動條件和工作質量都可能因為全球價值鏈各環節恢復步伐不一致而受到影響。因此,這次調查在政府宣布復工後半年進行,針對服裝業內的數家企業,以深入了解企業從疫情中恢復期間,工人面對的勞動條件和工作質量的變化。由於服裝業工人素以女工為主,我們也會藉此機會探討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下,女工面對的困難、應對方法及其對未來就業的期望。

 

3.       研究設計及方法

是次研究範圍覆蓋深圳、東莞、廣州及中山四個珠三角城市的服裝生產區域。選定這四個地區的主要原因是早前從其他途徑取得一份廣東省內承接多個跨國品牌,包括H&M、UNIQLO、GAP、Arcadia旗下品牌等出口訂單的供應廠名單,經整理及網上查證後,判斷名單內仍在所述地址運作的工廠都位於這四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四個城市各選定一至兩間服裝廠為核心出發,了解該廠及周邊企業工人的情況。

 

調研在2020年9至11月期間以廠外訪談形式進行。當地的研究伙伴先在四個城市的目標工廠附近探點,了解該廠規模、招工情況、周邊環境等,然後以面對面和微信聊天的形式在廠外及周邊生活區向工人進行半結構性訪談,了解工廠經營情況及工人處境。除了當時正在四間目標工廠內工作的員工之外,研究伙伴在廠外生活商業區也接觸到一些了解工廠情況的人,包括前員工、鄰近企業員工、求職者等等,提供了一定的補充材料。

 

雖然研究針對女工處境,但也有加入接受男性受訪者的信息作參考補充。最後研究伙伴成功與69人進行了面對面訪談,其中女性佔68%(47人),男性佔32%(22人),各城市分別的受訪人數則由16至19人不等。這些工人絕大多數是獨自或者跟配偶一起出外打工者(配偶不一定在同一城市),只有6人來自廣東省內,另外有1人說全家在廣州定居已有10年以上。訪談沒有錄音,內容由研究伙伴筆錄整理。

 

4.       研究發現

4.1.   四個調查地區綜合情況

4.1.1.      東莞

東莞的調查集中在A廠及其所在的工業園區。A廠是外資企業,建廠於2000年代中期,之後經歷過易手和改名。A廠主要生產針織毛衣,供應給跨國品牌,早期員工有1000多人,但近年逐漸減少,目前員工人數約600人。工廠位於工業區內,面向高速公路,周圍還有其他工廠,距離生活和商業區稍遠。每間廠內都有獨立的食堂和宿舍,除了晚上不加班的時候和假日,工人基本上都在廠區和宿舍區之間活動。

 

除了A廠外,研究伙伴還走訪了位於同鎮另一條村內的S廠工業園區。雖然根據之前得到的供應廠名單所知,S廠也是為某大型跨國服裝品牌生產針織服裝和配件,網上找到的資訊也形容S廠一度頗具規模,員工人數達3000多,但按研究伙伴在現場所見,S廠在整個工業園區內只佔某幢臨時搭建廠房的其中一層,存在感極低,員工也只有大概40人,大部分是50歲左右的男工。工業園區內還有十多家工廠,部分是服裝企業,但規模都不大。據工業園區內的其他工人說,S廠員工人數過去十年每年遞減,現在看起來死氣沉沉。由於從S廠工業園區所得資訊不多,所以只作東莞製衣業發展的背景參考,下文有關東莞的描述主要圍繞A廠。

4.1.2.      深圳

深圳的調查圍繞B廠周邊進行。B廠是外資企業,在深圳設廠已30多年,共有四個廠房,其中三幢有生產線的緊挨在一起,內部互通,與第四幢研發部門和板房被公路相隔。B廠以生產內衣及鞋為主營業務,承接外資品牌訂單,但是自2016年起,廠方逐步把做鞋的生產線搬遷到東南亞,目前只保留有少量鞋的訂單,既定計劃是明年全部搬遷完畢。根據網上新聞報道,在2019年9月,B廠在深圳的員人人數約為9500人。調研期間,B廠正在積極招工,並在其中一幢廠房的正門設立了工人招募中心。

 

另外,研究伙伴也走訪了位於深圳另一地區的T廠。T廠也是生產內衣的外資企業,全廠並200多人,但生產線員工只佔一半,而且T廠主要從事研發和樣板生產,其他工序都外發到其他企業。由於廠內包吃包住,員工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廠區裡,所以較難向員工攀談了解情況,只知道疫情前後人手規模並無太大變化。不過在實地調研結束後,T廠供貨的跨國服裝品牌企業宣布破產,對T廠的影響尚未可知。

4.1.3.      中山

中山的調查比較集中於C廠和D廠。C廠和D廠隸屬同一外資集團,位於同一工業區內,兩廠僅一河之隔,以橋相連。兩廠都生產服裝,承接同一跨國品牌訂單,但產品各有不同。調查當下C廠約有2000多名員工,D廠則有3000多名。另外,兩廠在東南亞地區都分廠。由於兩廠隸屬同一集團,研究伙伴從員工口中得知兩廠內部制度甚為相似,過去D廠員工也可以過橋前往C廠的食堂吃飯,但疫情開始後橋被封閉,就不能過去了。

 

廠區距離鎮中心並不近,周邊商業並不十分繁華,接近早期城市化發展形態,道路規劃及綠化設施欠奉,公共交通也不便利。工業區周邊有城中村與新開發但空置率甚高的房地產項目,靠近城中村裡和房地產項目附近還是有菜市場、超市及其他配套店舖。兩廠都不包吃住,員工需在外租房。由於附近還有其他小型工業區,以電子、五金、家具企業為主,所以研究伙伴在廠外除了C廠和D廠的員工外,也接觸到一些已從兩廠離職,但仍在附近居住和生活的前員工。

 

調查期間,C廠和D廠都在廠外大量招人,由於員工介紹人進廠能拿到獎金,所以研究伙伴在廠門口和附近小吃店都碰到願意介紹人進廠的員工。從外面觀察,C廠和D廠的女工佔壓倒性多數,進廠只需佩戴廠牌不用穿制服,整體氣氛比較閒散。

4.1.4.      廣州

廣州的調查在某工業園區內進行。各類服裝、家具和電子企業散佈在工業園區內及其所在村落周邊,規模各異。工廠與民居混雜,交通和生活機能便利,雖然居民以外來人口為主,但有部分受訪者在此居住十年以上,孩子在此出生及與父母一起生活。當然大多數受訪者的子女還是留守在家,區內有服務外來流動兒童和家庭的社工組織提供日常兒童教育、學習輔導等服務。研究伙件在區內蹲點,接觸到來自六間廠的員工,但以來自E廠的最多。

 

E廠在區內設廠十多年,生產內衣及其他服裝配件,全部出口歐美,在南亞地區有分廠。E廠在工業園內屬於規模較大的類型,目前約有員工700多人。研究伙伴從受訪者口中得知E廠在周邊地區工人之間口碑不俗,工作環境比較輕鬆,管理較人性化,所以會有鄰近企業的員工選擇跳槽進去。廠內設有宿舍,但員工進出似乎都很自由。

 

4.2.   疫情對服裝企業生產經營的影響

4.2.1.      延遲復工

疫情在中國爆發的時候,正值春節前,也是一般出外打工的工人回鄉過節的時刻。國務院在2020年1月底宣布延長春節假期,2月3日回復正常上班。調查覆蓋的幾家主要企業,多數都有因為防疫而延遲復工,只有1位在東莞工作的受訪者說因為疫情期間沒有回老家,所以才能在2月3日復工日正常上班。部分順利從老家回廠的受訪者說,工廠要不延遲復工,例如C、D和E廠分別延至2月中和3月中才復工;要不分批復工,例如B廠在2至3月起碼分了三批復工,每批相隔一至兩周不等,工人回廠後也要統一隔離14天。

 

A廠的情況則比較複雜。由於在東莞同類型的外資企業多數會在春節前與工人中止合同並結清工資,所以工人就算回家過年也沒有規定要在假期結束後馬上回廠,所以研究伙伴接觸到的受訪者中最早從老家回廠的人也是3月底才到廠,5、6月才回廠的也有,所以不清楚該廠的確實復工日期。

4.2.2.      訂單及業務內容變化

調查覆蓋的幾家主要工廠延遲或分批復工,除了因為抗疫需要外,也可能是受到訂單減少的影響。各家廠本身都以承接外貿訂單為主,有些高端品牌訂單完全被撤了,其他的就算沒有完全被撤銷,需要生產的貨量大幅減少。不少受訪者反映,復工後首兩個月,車間被合併重組,而且即使在廠內也「沒什麼事做」。只有1位前文提及在東莞準時復工的受訪者指出其所在的手袋廠貨量沒有減少,廠裡都忙不過來,要靠外發至其他工廠來應付,有可能是因為供貨給內銷市場或本地品牌。

 

不過, 也有原本主力承接外單的工廠在疫情期間開拓新的業務。例如B廠在疫情期間新增了口罩、眼罩等醫療防護用品、以及鍵盤的生產業務,部分原有的車間也改為生產口罩。B廠本身除了供貨給外國品牌之外也有自主服裝品牌,疫情期間開始與另一間服裝企業合作,推廣電商平台銷售,擴大內銷業務。據研究伙伴觀察,周末廠門口設有銷售攤位,販賣品牌尾貨和自主品牌產品,並為員工提供折扣作為福利。

 

對服裝品牌而言,疫情初期最大的打擊在於各國封城措施,導致門店被逼關門,影響實體銷售。這段期間固然有不少跨國服裝品牌抵受不住經營困難而倒閉或宣布破產,但是也有一些快時尚品牌(例如B、C、D廠的主要客戶)把握到因應在家工作趨勢所衍生的平價及居家服裝需求,藉此機會積極發展網上銷售,而隨後數月部分地區門店重開,即使暫未能回復至疫情前水平或去年同比,銷售數字也逐步回升。至於其供應廠在復工初期訂單短缺的問題,似乎在年中之後開始逐漸緩解,這從兩方面可見。一是不少受訪者指復工後的幾個月加班時候都比以往少很多,E廠甚至有雙休,有時白天還會停工,9月份之後才開始陸續恢復加班。二是工廠在8、9月份起重新開始大量招聘。當然這也不一定代表訂單已恢復至往常水平,也可能只是為了填補之前大量流失的人手空缺。另外,就算是訂單恢復,也未必是因為原有客戶重新下單,例如有D廠員工就說為了維持中山總廠的貨量,D廠從東南亞其他分廠調配過來,確保中山員工有事可做。同一狀況也見於另一間在中山與C廠及D廠關係密切的服裝企業。

4.2.3.      人手規模變化

大部分受訪者都提到過年後回廠上班之後都發現人少了很多,從部門少了幾個人到整個車間被撤、或與其他車間合併的都有。

 

員工人數減少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廠方主動裁減,據現任員工和前員工所述,B、C和D廠裁掉了一些管理人員,C廠不與滿50歲、已屆退休年齡的女性員工續簽合同。二是員工春節過後沒有到崗或自行離職。如前文所述,東莞一些外資服裝企業每年年底都與員工中止合同結清工資,所以A廠部分老員工春節過後可能因為交通受阻、身負其他家庭責任就沒有回廠上班。復工後的幾個月因為貨量縮減導致計件和加班工資減少,也令不少工人決定離職。

 

即使是被裁員,我們也不能確定員工有否依法拿到經濟補償,而且也不能排除員工被逼自離的可能。例如有C廠的員工提到廠方沒有裁員,但是要求員工自離,而一些進廠不滿一年、以及超過50歲的員工有可能是以這種形式被精簡了。E廠員工提到廠方也是沒有裁員,但車間合併重組後一些員工被調到工資較低的崗位,所以復工後不久也自行離職了。不過需注意的是,有些工廠過去幾年即使沒有疫情,人手也是在一直減少。例如B廠正值將鞋生產線遷至東南亞的計劃,所以一直在裁減車間;也有其他廠的受訪者表示待遇一直有在變差,所以疫情固然加劇人員流失,也不代表沒有疫情的話工廠人手就不會有什麼重大變化。

 

另外,部分工廠在疫情期間還是有招聘新員工,不過大多是臨時崗位或短期工作,即使從招聘廣告及勞動合同中未必能看得出來。譬如B廠有在新增設口罩車間工作的員工說自己是臨時工,與勞務公司簽訂合同,由勞務公司發工資。也有其他員工說疫情新進廠的員工都待不長,有的是因為試用期過後不獲轉正(如D廠),也有因為貨量不足、計件工資低而對工資水平不滿,導致很快就離職的。因此,就算工廠人手規模仍有一定水平,員工流動性可能也比以往高。

 

4.3.   疫情對勞動條件及工作質量變化

4.3.1.      工作時間及工作量

上文提到受疫情影響的服裝企業,今年在訂單量和業務內容都有所變化,而這也影響到春節過後返廠的員工在車間的經驗。不過,與員工的訪談反映不同崗位的員工對工作量變化的感受各有不同。

 

對非生產崗位的員工,例如清潔、保安、收發、倉庫、質檢等而言,部門裡人員少了,工作由更少人分擔,反而變得比以前更忙。譬如一位在A廠的清潔工說,今年少聘了一個清潔工,所以她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工作量增加了。B廠外包的清潔工補充,工作比以往勞累,是因為消毒工作大增。另一個在廣州某服裝廠當保安的受訪者表示,疫情前每天固定晚上6點下班,復工後人手減少,所以每天延至7點才下班,但是工資沒有調整。

 

對在疫情前既有生產線的員工而言,疫情後外單減少,直接導致他們的工作量大減。我們集中調查的幾家工廠員工大部分情況下是領計件工資,不做夠一定數量的話只能領保底計時工資,所以疫情前平常每天加班至少3小時、甚至周六日都加班是常態,而復工後幾個月,不少受訪者都說因為貨量不足,正常工作時間結束之後晚上都不加班,維持了好幾個月。也有廠讓各車間輪流放假(C廠),或減少全天工作日,員工請假也比以前容易(B廠)。受訪者中提到最早5月就開始恢復加班的員工來自C廠,其他的就算是7月起才恢復,也不是所有崗位的員工同時開始加,例如D廠有從事後整的員工說7月開始回復加班,也有其他人說9月才開始。

 

在這幾家以外,研究伙伴在東莞和廣州接觸到的其他零散個案倒是有提到沒受影響的情況。這些受訪者所在的工廠主力從事內銷和下游加工,受疫情影響沒有做外單的廠嚴重,所以這些廠春節後復工時間不但較早,加班時數跟以前比較也沒有減少,扣除休息時間,一般都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其中一位在廣州的受訪者甚至說,十一國慶期間廠裡只休息一天。

4.3.2.      工資水平

調查覆蓋的企業工資制度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計件工資制,適用於生產線員工,除了E廠員工提供是按組集體計件之外,其他各廠都是按個人產量計件。計件的通常會有產量最低要求,不達標的員工只能領保底或計時工資。二是計時工資或固定月薪制,適用於前述不達產量要求的計件員工,以及非生產線員工如辦公室人員、板房紙樣、清潔、雜工等等。在B廠,被分配到新崗位的員工在首周崗位培訓期間領計時工資,其新設口罩生產線的臨時工也說自己領的是小時工資。

 

工資水平方面,在訪談提到實質工資水平的有26人,當中大約六成人說自己平時領到月工資大概在3000至5000元之間。疫情之後的幾個月,在外貿工廠工作的絕大多數人說收入減少,只有前文提及的位A廠清潔工說因為一個人做兩人份的工作,所以工資漲了1000元。

 

受訪者工資減少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由於訂單減少,生產線員工被要求生產的貨量減少,在單價和個人產量要求沒有調整的情況下,計件工資直接受影響。平時如果員工個人產量未達標準,就會領保底的計時工資,金額比一般計件所得的工資水平相差甚遠。除了A廠之外,幾家主要調查工廠的員工都提到,春節後因為延遲復工而沒上班的日子固然沒有工資,復工後幾個月基本上都領保底工資,只有以前工資水平的一半或以下。有C廠的員工說,訂單雖少但正常上班時間內還是有事可做的,不過正因為貨量不夠,不可能達到計件工資所需產量及領到計件帶來的績效獎金,新入職的員工很快發現自己很難達到招聘廣告上所說的工資水平,所以要不很快就離職,要不就消極以對,反正也只能領保底工資,於是寧願故意放慢手腳熬時間。

 

其次,往年固定出現的工資或單價上調今年沒有發生,甚至有削減。暫停調整工資和單價的說法主要來自D廠員工,例如一位辦公室人員說廠內平時過年後都會漲工資,但疫情影響大,訂單量少了很多,雖然自己領固定月薪,工資沒有減少,但今年工資就沒有如常調整。另一位妻子還在D廠工作的前員工也提到,每年都漲的單價今年也沒漲,加上貨量少,連帶影響了計件工資。另外,E廠有員工提到廠方直接降單價,而另一名B廠的外包清潔工說以固定月薪百分之10計算的績效獎被取消了。即使是三位說自己因為人手減少而多兼任工作的受訪者中,也只有一位說工資有因此而提高。社保方面,一位B廠員工提到疫情後社保待遇不變,但住房公積金有減少。

 

第三,有些員工因為崗位變化導致收入減少。E廠員工提到,廠方撤銷車間或將之合併重組,原有車間員工沒有被裁員,但被調崗至比以前低薪的崗位。雖然她們自己沒有被調崗,但聽到有其他被調崗的人因此而辭職。

 

除了工資減少,A廠員工還提到遲發工資的問題。在正常狀況下,A廠員工的月工資應該在再下一個月底前發放,最多拖到10號之前,但是員工透露從今年工資都晚發,而且確實發薪日期一再延遲。月中的時候,某車間的員工還因為拖久工資的問題發起了罷工,結果罷工發生兩天後,終於發了7月份的工資。

 

4.4.   疫情對工人個人處境影響

4.4.1.      家庭照護責任

在談疫情對工人個人處境的影響前,需先了解受訪者大概年齡層及家庭狀況。服裝廠生產線員工以女工佔絕對多數,研究伙伴遇到的男工大多從事辦公室、保安、倉庫等非生產線崗位,也有基層管理人員,像東莞T廠裡全是男工的情況並不常見。研究伙伴在調查廠外對工人的初步觀察是,與其他行業比較,服裝業工人年齡偏大,很少看到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在44位有明確透露年齡的受訪者中,未滿30歲的只有5人(11%),而50歲以上的還是有10人(23%),當中有7人是女性,不少從事廠內保潔工作。

 

絕大部分提及家庭狀況的受訪者都是已婚已育,由於他們本身年齡偏大,所以孩子已長大成人不用照顧、甚至已成家立室的情況也很常見。在30-40歲這個年齡段的受訪者當中,孩子都在上中小學,大部分是留守兒童,在老家由祖父母或其他親戚照顧;有些甚至與配偶分隔兩地,各自在外謀生。至於40歲以上的受訪者,孩子起碼都有十幾歲了,還有很多的已成年、出外打工、甚至結婚生子,不太需要操心。也有受訪者提到,孫子可能需要照顧,但外孫的話就會由女兒夫家那邊照顧。

 

少數受訪者與配偶孩子同住在打工所在城市,但是都要因為照顧孩子而對工作條件作出取捨。例如B廠一位員工跟丈夫和兩個孩子同住,趁午休兩小時期間回家為孩子做飯,而這少有地長的午休時間也是她就算對工資水平不滿意,也願意繼續留在B廠的重要原因。一位在廣州沒有固定工作的受訪者說以前都外出打工,大兒子在家裡當留守兒童,導致與父母感情疏離,所以後來有了小女兒後就把她帶在身邊。為了照顧女兒,她主要在小廠做工作時間彈性的兼職,今年也開給在女兒上學的幼兒園做廚工,以便接送孩子。

 

另一對曾經同時在D廠工作的夫妻情況則比較理想,丈夫離廠後在附近經營小吃店,得以和女兒一起住在廠附近,而女兒上學的時候或放學後也能待在店裡,疫情期間D廠不怎麼加班的時候由媽媽主力照顧女兒。

 

在不同的年齡段的受訪者提及自身的經濟需要略有不同。40歲以下的受訪者多提及打工賺錢除了是為了應付自己和家人本地的生活開支外,還要為孩子支付學費、供養父母等。不過隨着受訪者年齡增加,承受的經濟壓力的性質可能有變,當然還是會有人說要給孩子繳學費,壓力還是很大,但更多的是為了「減低孩子經濟壓力」,還有資助孩子結婚、在老家建房子等等。

 

因此,提到疫情對家庭照護和經濟壓力影響的受訪者大多是40歲以下的女性。一方面,有些人因為家庭照護責任而延遲復工,影響收入。譬如一位B廠的女工提到,兩個孩子在都在老家上小學,平時都是由祖父母照顧,自己和丈夫在外面打工。疫情期間她所在的部門被安排到3月底才復工,然後她又請了五個月的假在家照顧小孩,未復工期間固然只領到保底工資,請假期間則連保底工資都沒有,而丈夫在廣州工作,收入也不高,所以要靠借貸來應付孩子的學費。在E廠,也有受訪者說在疫情期間也有聽聞廠裡有個別女工請假照顧孩子,但不能請假超過一個月。另一方面,她們更能感受到因為疫情後收入減少而產生的經濟壓力,因為不僅是她們自己的收入,連丈夫在其他行業、其他城市的收入也減少,但房租、孩子學費等佔他們平時整體開支一大部分的開支項目並沒有變,所以在疫情後經濟壓力更加沉重。

4.4.2.      勞動關係變化

除了調研期間受僱於A至E廠的員工外,研究伙伴在廠外周邊區域也與其他人了解最近到他們在服裝業最近所經歷的勞動關係變化。他們最近一年都曾經失業,有的是春節前自行辭職,有的則是本來在東莞或省內其他城市的服裝廠工作多年,可是這些廠從去年起陸續倒閉,於是他們也換了工作。另外,兩位受訪者仍在待業,研究伙伴遇到她們時,她們正在A廠和B廠附近找工作。

 

大部分從事服裝生產崗位、過去一年曾經失業的受訪者,重新找工作的時候都會再找服裝廠的工作,或者在以前的廠附近從事其他行業。譬如一位曾在深圳服裝廠任管理人員的受訪者,以前曾經開廠,接過東莞S廠的服裝加工訂單,但是深圳服裝廠受疫情影響裁員,所以他也被裁走了,7月份起在東莞當網約車司機。在同地區找工作也可能是考慮到子女在本地就學的問題,例如一位廣州的受訪者之前一直在某服裝廠長期穩定工作,無間斷地繳交社保費用,以令本地出生的子女合資格入讀本地公立學校。年後服裝廠倒閉後,因為一家四口都已紮根廣州,所以也是在附近找同類型工作。不過有一位受訪者跑得比較遠,她本來在山東工作多年,但過年前回了四川老家,遇上疫情封路,過年後回不了山東。碰巧丈夫在親友的介紹下在廣州找到工作機會,於是她也乾脆跟着來了廣州的服裝廠工作,目前還在適應南方的生活。

 

4.5.   工人對疫情影響應對方式

4.5.1.      尋求額外收入

綜合前文所述,疫情後受訪者談到基於加班減少和轉換工作等原因,收入與以往比較變得不穩定,但是必要的生活開支並沒有減少。因此,部分受訪者提到在服裝廠的正職以外打零工以增加收入。

 

這些受訪者集中在深圳和廣州,但是在深圳B廠的受訪者主要是表達了想找臨時工作的意願,真的有在打零工的受訪者都是在廣州E廠所在的工業園內。據研究伙伴的觀察,E廠所在的工業園內有多間與E廠規模相當、員工人數約在500至700之間的服裝廠,工業園周邊的城中村也有其他各種規模的服裝、電子、塑料等廠,與民居混在一起。這些打零工的受訪者都說是因為本身的廠受疫情影響,加班時數減少,影響正職收入,所以周末不加班的時間會在附近業務沒那麼受疫情影響的工廠找兼職工作,有些是直接在別的廠裡工作,有些則是把手工帶回家裡做。其中一人提到,疫情期間在服裝廠收入減少或失去工作的朋友組成了互相介紹兼職的微信群,讓大家在找到下一份全職工作前先做些零工熬日子。

4.5.2.      對就業前景的期望

對承接外單的服裝廠而言,疫情對業務的打擊固然甚大,但正如上文所述,即使在疫症出現之前,這些廠的規模都已開始縮減,有的是因為訂單減少,有的是因為業務外遷至東南亞各地。除此之外,一些比較繁複的生產工序和定制服裝也趨向自動化生產,對仍在珠三角的這些廠房工作的員工而言,待在這個行業的前景也不特別理想。

 

受訪者普遍待在服裝行業的時間較長,過去工作經歷多與服裝生產相關。按一位D廠的前員工所說,在服裝生產崗位起碼要待到5年或以上才能稱得上熟手。雖然在廠外調查無法了解受訪者們的實際技術水平,但是他們普遍都同意工人的技術水平和對工序的熟練程度有利於他們在行業或工廠內的存活,主要體現於幾方面。首先,熟手工人的工資提升空間較大,因為大部分服裝廠都採用計件工資制度,熟手員工做的量多,所得計件工資自然較沒那麼熟練的人高。有技術的員工也比較容易爭取到高工序崗位,尤其是在大廠裡,這類型的崗位有限,但產品單價較高,因此收入可以循序漸進地提升,逐步拉大跟低工序崗位的收入。其次,即使目前服裝業的勞動力缺口日漸收窄,帶技術的熟手員工與普工相比,目前還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例如受訪者提到一線工人流動性大的廠都傾向招熟手員工,以省略在崗培訓。B廠近年逐步將生產線外遷,車間重組關閉,但B廠員工說熟手員工有被優先考慮安排轉崗。

 

不過,年齡稍大的女性員工還是有點吃虧。女工退休年齡為50歲,有大廠就直接指明不接受47歲以上的應聘者,嫌她們眼花或動作慢。有些規模較小的加工廠歡迎熟手和年齡較大的員工,但是勞動關係不甚正規,不會主動替員工購買社保,也不按國家規定節假日休假和加班。在這類型工廠工作的受訪者說,這些廠固然是看準了年齡較大的員工在別處不好找工作,對工作條件沒那麼多要求,但是車間管理也沒那麼嚴格,而且上班時間比一般大廠彈性,可以自行選擇加班與否。這種排班被稱為「媽媽班」,大概也反映了當中員工在工作以外需要兼顧的家庭責任,計件及彈性加班這個組合對這類型的員工還是有點吸引力。

 

面對行業發展前景變化,受訪者一般都不表樂觀。調查期間深圳B廠正在大量招聘,但幾位員工還是勸告研究伙伴不要進那個廠,因為業績不好,而且收入並不如招聘廣告上所說的高。雖然服裝廠還是持續有工作機會,但受訪者表示工作質量大不如前,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技術提升空間限制,據D廠的前員工所說,以往工人進廠後要先在各基本操作崗位培訓三個月,然後由組長或車間主管去挑人,但是現在培訓期由三個月縮減到幾天,然後在試用期間輪崗,因此如非本身自帶技術,在廠內工作提升技術水平、爭取更高工價比以前更困難。二是單價本身沒有漲,甚至下降,所以工資水平也沒有怎麼增長。

 

儘管如此,他們對於轉換工作或行業還是抱持保留態度。尤其是40歲以上的受訪者,普遍覺得自己在服裝行業做習慣了,而且年齡大在外面也不好找工作。孩子已經長大成人、經濟壓力沒那麼沉重的受訪者,覺得多做幾年也滿退休年齡,到時也就不工作了。他們也提到社保繳費只差幾年就繳滿,為了未來的退休保障也希望盡量繼續留在自己熟悉的崗位。兩位40歲以下的受訪者提到創業,但都是持否定態度,覺得自己既不是創業的材料,也沒有本錢,繼續打工是目前最保險的選項。

 

5.       討論

就研究伙伴在調研地點實地了解和受訪員工的分享,我們得出以下幾點觀察。

 

首先,我們從不同地區的受訪者口中得知服裝企業倒閉或大幅縮減規模的情況,但這似乎是疫情前已開始的發展趨勢。這幾家調查主要針對的工廠已經歷了這幾年來的產業鏈重組,但仍能維持一定規模。疫情過後,受訪員工提到這些廠大概是有遇到一些經營困難,例如訂單不足、發不出工資等,但是似乎未有完全停產或倒閉的跡象,仍然有以各種方式來維持生產,包括把分廠的訂單調回總廠生產、開拓新的業務等,同時當然也有削減人手及管理開支。

 

其次,許多服裝業工人固然因為疫情而經歷勞動關係轉變,但是具體失業情況難以評估。即使受訪者有提到工廠規模縮小、人員流動、車間人手減少的情況,但提到裁員及解僱情況者並不多,員工離廠更多的是因為各種原因收入下降而辭職,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也很難完全歸咎於員工個人選擇。另外,中國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時候正值春節前後,本來就是多數外出打工者回家省親的時間,而根據以往我們對外出打工者的認知,他們也有可能趁春節過後轉換工作。因此,除了被廠方直接裁員、自己辭職的員工之外,失業人口應該也包括春節前回了老家,但後來因為出不來所以索性不回廠,或者從老家再出來之後找不到同行業工作的人,只是這類型的員工難以透過是次調查追蹤。

 

第三,承接外貿訂單的企業受到國外市場變化的影響,經營情況比較嚴峻,這也直接反映在復工初期員工的工作質量和收入上,即使幾個月後開始復原,但從受訪者的悲觀態度看來,也不見得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從事內銷或本地品牌的企業承接訂單的情況似乎受疫情打擊較少,甚至能夠承接了一些附近其他受影響的廠的剩餘勞動力。不過這也取決於當地服裝企業集群的密集程度,以及用工靈活程度與工人本身的正職能否配合。

 

第四,受訪的服裝業女工普遍年齡較大,子女多已獨立生活,而她們當中又有許多因為長年在外打工,本身已犧牲了家庭生活,不但與配偶及子女分隔數地,也因為生計問題不得已把照護子女和父母的任務外判予其他家庭成員,因此在疫情下這類型的女性員工的家庭角色和照護責任似乎並無太大變化。年紀較輕的受訪員工受疫情影響較大,主要是因為收入減少帶來的經濟壓力,以及在老家照顧家庭及回廠復工之間有所拉扯。不過,我們偶爾也遇到能跟配偶較平等地分配家庭照護責任的女工,但這視乎配偶的工作性質,以及她們所在社區和企業的家庭友善程度,讓她們更有可能與子女和配偶同住。

 

第五,受訪員工對於服裝行業發展前景不甚樂觀,但對於轉換行業或工作持保留態度,主要也是因為年齡偏大,找工作比較吃虧。整體而言,本身已有技術的工人如能接受比以往打折扣的勞動條件和收入水平,尚且能在服裝行業內繼續謀生;但對無經驗或技術的工人而言,服裝企業不僅培訓機會少,靠提升生產速度來逐步增加計件收入也愈趨困難,幾乎沒有發展空間。這也說明了為何廠內員工年齡及工齡普遍較大,以及受訪者說近年新進廠的員工都待不長。可是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他們年齡大,所受到的家庭責任束縛相對較少,即使勞動力市場狀況對其不利,也略有空間決定是否繼續找工作、如何工作、以及工作到何時。

 

6.       總結

這次調查透過針對疫情後復工半年,服裝業工人勞動情況的變化,以及服裝業中佔多數的女工在疫情之下如何應對就業環境和家庭照護責任的轉變。

 

總結以上訪談所得,如同之前其他類似其他國家及產業工人的調查報告所知,服裝業工人在復工後的首半年也難免面對收入減少的困境。部分受訪者固然在疫情後面臨失業,即使他們後來重新找到工作,或者其所在的工廠當前逃過了破產倒閉的危機,但是在配合全球各地價值鏈恢復期間也不免採取補救措施和調整經營策略,而這些轉變也影響到工人原有的工資計算基礎、工作時間、工作量、就業前景考量等等。

 

至於家庭照護責任方面,服裝業女工普遍年齡較大,孩子較能獨立生活,加上她們本身長年在外打工,與子女甚至配偶相處或共住的機會有限,負擔的家庭責任多傾向於經濟方面而非直接照顧,所以疫情對她們既有的家庭角色似乎沒有太大轉變,而疫情對其家庭帶來的壓力也主要由收入減少而起。

 

此外,在疫情下,一些女工因為年齡關係,就業保障受到影響。女性法定退休年齡較男性早,以至在45歲後就開始成為廠方縮減開支而裁減的對象。她們大多是熟手員工,雖然其技術水平還是會受到其他企業的歡迎,甚至有選擇回家不打工的餘裕,但是還是得面對就業可能受到中斷的情況,需要另覓工作,包括以各種其他形式如零散工、外包工等方式繼續就業,也可能要被逼接受非正規勞動關係和較差的勞動保障。

 

從受訪者的表達對行業發展的態度而言,中國以承接外貿訂單為主的生產線在疫情前過去幾年已逐步外遷,本地品牌和內銷業務則有增長之勢。然而這些品牌業務的勞動關係往後如何發展、如何受到外部監察,則有待未來持續觀察和探究。

 

 

註: 這項目由CCCEA資助:https://cleanclothes-ea.org/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