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調查背景 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與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中國消費者對服裝的個性化、多元化和品質需求愈來愈高, 2018年服裝市場銷量總數更達2.077萬億元[1]。由於“十三五”國家政策制定經濟以內需為主導,消費市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但是自2019年以來,冠狀病毒(COVID-19)持續在全球爆發,病例呈指數增長,導致邊境封鎖和經濟增長放緩,影響了中國經濟和全球的供應鏈。國際勞工組織宣布該病毒為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危機,而服裝行業是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中國也首當其衝。 為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中國的防控措施限制了人民流動與活動。在2020年初大部分的工廠和實體商店因此關閉,人民居家隔離。另外,交通運輸受阻影響原材料供應和内銷,令貿易放慢。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首五月中國紡織服裝類零售總額同比去年同期下降23.5%[2], 可見新冠疫情導致內地消費減少,打擊服裝行業。但另一方面,消費者愈趨頻繁地使用網絡電商去滿足購物所需。有研究報告指逾半(56%)內地受訪者表示,在明年他們預計網上消費將會超越其實體店消費,顯示出網上銷售將會成為銷售業一大組成。[3] 2. 調查主題 本研究是承接2020年下半年關於工廠製衣工人調研而來。 服裝業的價值鏈上游是服裝生產階段,而下游鏈則主要為零售。這次的調查以珠三角地區的服裝銷售產業及其員工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在過去一年發生疫情以來, 服裝品牌銷售的勞動力市場跟以往相比有何變化,這些變化對銷售員工,特别是女工,在就業、勞動關係、工作條件的影響,以及對她們個人及家庭處境影響。 3. 研究設計及方法 本研究主要調查了跨國服裝品牌H&M和UNIQLO(內地名為優衣庫)在廣東的門市, UNIQLO在2019年營收達約 331 億人民幣,增長 14.3%,佔集團 21%,僅次於日本本土市場。[4] 而H&M銷售額在2018年約合共1562億人民幣,主要得益於線上渠道收22%的強勁增長,佔集團總銷售額的14.5%。[5] 在2019年快時尚品牌排行榜裡,UNIQLO和H&M分別排行首位和第四位,顯示出它們在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從網上資料和官方網站來看,這些跨國品牌在各城市起碼有兩至三家門店,深圳和廣州這些大城市的門市最多。我們名單內两個品牌在全國的門市共約100間,考慮每個品牌的門市經營手法大致相同,限於人力和時間,我們在深圳及廣州兩個城市以便利抽樣方式,到上述每個品牌的至少兩家門店進行調查。 調查在2021年1至2月期間進行,研究方法以訪談為重點,以面對面和微信聊天的形式向從事銷售的員工進行訪談。在深圳和廣州,研究伙伴到訪了五間H&M門店,四間UNIQLO門店,它們當中有一般門店也有大型旗艦店,都位處大型購物商場,有的更是在高級購物商場,門店員工基本只有三五名,在旗艦店才有10名以上店員,員工男女均有。除了長期工,兩個品牌還有臨時工、兼職、實習生不同稱呼的非長期工,基本都是招全日制大學生。最後研究伙伴成功與13人進行了訪談,其中女性佔69%(9人),男性佔31%(4人)。在所有受訪者當中,有5位是長期工,5位是臨時工,3位是兼職。訪談沒有錄音,內容由研究伙伴筆錄整理。 4. 研究發現 4.1 疫情對服裝企業經營的影響 4.1.1延遲復工 大部分受訪者都提到自己所屬門市只是在疫情爆發後首個月(2020年2月)受影響。兩個服裝品牌的門店在疫情初期人流量減少,3月份逐步恢復門店營業,之後正常營業,員工3月份也開始復工。 兩個服裝品牌的廣州旗艦店更是自疫情以來繼續運作,雖然H&M暫時關閉內地大約三分之一的門店,它的分店在2-4月疫情最嚴重期間也只提早十分鐘下班。雖然春節時人流量少,但是員工表示開業是公司的要求,也有員工反映不上班沒工資, 公司亦有發疫情期間上班補貼。門市照常營業期間,公司增加了店內消毒次數,為員工和客人測體溫。 4.1.2 銷售量及業務內容變化 2020年2月份因疫情人流量減少,兩個品牌的門市銷售量都有所下降,不過在下半年恢復正常營業收入。其中UNIQLO走大眾化路線,保持了高需求,所以銷售量很快恢復。H&M的訂單整體也令人滿意,同樣它的服裝產品也受年青人歡迎,因此對銷售的負面影響不是太大。 疫情期間,兩家品牌集中在網上進行促銷可以說是最主要業務手法,它們有網上APP和微信公眾號進行銷售,網上商店銷售額自3月份以來已回復業績,銷售額甚至有所增長。品牌採取了多種促銷方式,發展了“線上+線下”的新零售模式。兩家品牌在網上也會定期舉辦促銷活動,比如每星期推出有限時特優和超值精選商品,線上線下基本上同價。 在網上銷售方面,電商能為線下門店增加客流。顧客可關注品牌的公眾號而購買和搜索不同門店的衣服,品牌也通過電子應用程式提供周邊店面的位置指引、專供門店的優惠券二維碼。第三,品牌電商網絡有提供送貨方式,這新零售方式積極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分析消費者想要的商品,並將相應信息同時發送至工廠、物流和門店。不過H&M線上銷售和門市的經營是各自獨立不互通的,UNIQLO則允許顧客線上下單, 然後到線下門店取貨,顧客更可以在實體門店退換在線上購買的商品。 4.2 疫情對勞動狀況的影響 4.2.1 用工模式 長期以來,兩家品牌門店的基層員工由臨時工或兼職工和長期工組成,疫情爆發一年來,兩家品牌門店的用工模式出現一些變動。受疫情初期人流大量減少影響,臨時工的排班時間減少,H&M門店舖當時更不聘用臨時工,只保留長期工。有些UNIQLO分店在物業要求下而歇業,據受訪者說員工並沒有因此被辭退,但有些人卻因疫情請辭。 雖然兩家品牌的銷售量在去年第二季度慢慢好轉,下半年開始全部恢復,但是現時兩家品牌都只招臨時工。受訪者表示門店的臨時工和實習生數量比長期工為多,臨時工就約佔一半。 就UNIQLO來說,它每星期都會發布招人廣告,對象主要是在校大學生,男女不限,沒有經驗的也可,但不招長期工。臨時工的合同期為三個月至一年,公司沒有為他們購買社保,工作內容按需分配並不固定,上班時間要求更彈性,通常在繁忙時間或長期工休息時都被派上班。 另一方面, 電商模式愈來愈受重視,比如調查中的UNIQLO廣州旗艦店設置專門的O2O(Online-to-offline線上至線下)部門,有員工主要是負責UNIQLO線上銷售的發貨。O2O是一種離線商務模式,由線上營銷帶動線下經營和消費,O2O部門會設有電商運營、商品設計、商品運營、售前售後客服等崗位,例如負責網店網站的設計、訂單處理、售前售後諮詢、商品資料和優惠活動的維護更新。 4.2.2 工作時間及工作量 基本上這些門店的臨時工工作內容與長期工一樣,主要看管理人員安排。比如UNIQLO的新員工入職是從裝針(在衣服上安裝防盜扣)開始,之後到不同崗位學習,包括顧客接待、商品整理、收銀、清掃、閉店等。 疫情對臨時工和長期工的影響可說是各有不同。疫情初期,兩家品牌門店的臨時工受到的影響是排班減少,甚至工作機會都沒有了。對長期工來說,比如在UNIQLO門店人手減少,少請臨時工或臨時工的排班少了,長期工的工作量就會增加大一些。 有門店的長期工表示,疫情初期的2月份人流量最少,他们甚至在上班時間可以玩手機。但在下半年,有受訪者透露在門店工作時節奏加快、工作強度愈來愈大,他們工作時要一直站著,手腳停不下來。比如H&M深圳某門市下午人流最多,忙的時候甚至沒時間上廁所。而优衣庫的多位受訪者則表示門店“節奏快”、“強度挺大、速度要快”、“累”。 工時制度方面,兩家品牌的門店實行輪班制上班,分早、中及晚班,長期工每週休息2天,每月休息8天,每天工作8小時。臨時工則是實行排班制,雖說臨時工是按自己空閒時間上班 ,實際上像UNIQLO會提前一週排出下週的報表,員工請假要看門店工作量。由於現時銷售量較疫情初期好,門店也經常出現加班情況,尤其是UNIQLO的實體店人手需求較大,每週日都會安排員工輪流加班。雖說是臨時工,工作時間也不是自主的,「請假要看店舖工作量,如果人手真的不够,你覺得你能請下來嗎,除非你已經不打算再做這份工作了。」受訪的臨時工如是說。 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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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背景 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國相繼爆發,在疫情影響下,全球產業鏈上的生產供應和銷售活動都出現變化,產業鏈下游的就業情況和工人生計都因為訂單減少和停工而即時受到打擊。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歷時數月,大部分產業已復工,不過在此之前受到打擊的產業恢復情況如何尚待觀察,而且勞動力市場所經歷的變化發展成怎樣的新常態亦尚未可知。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發展成世界製造業出口大國,雖然近年部分行業如服裝業等生產訂單逐漸往外移,但在全球消費品價值鏈中的位置仍舉足輕重。另外,繼2008年金融風暴後中央大力發展內需,今年又提出發展「內循環」,可見產業價值鏈結構可能會經歷重大重組,從生產、行銷到物流,從業人員在就業機會、技能要求、勞動條件方面都有機會受到長遠影響。   在疫情爆發前期,已有媒體及非政府組織針對各國供應鏈底層工人所受即時打擊的調查報道,例如服裝品牌面對消費需求下滑,取消生產訂單或延遲交付,導致印度、孟加拉等地供應廠周轉不靈,不止令其直接聘用的工人收入大減甚至失業,服裝行業中常見的家庭作業、非正規工人也頓失生計,當中又以女工為大宗。   勞動力在2020年3月曾從與各行業的工人訪談中,初步了解他們在疫情過後的復工情況。目前疫情在中國雖已緩和,但是世界各國重啟經濟活動步伐不一,對全球供應鏈上下游及價值鏈其他活動的勞動力市場的中長線影響還難以評估。有見及此,本研究將針對中國情況,探討國內疫情受控後,工人就業情況跟以往相比有何變化,受疫情影響而停工、失業、轉行的因經濟活動再起多大程度上得到恢復,還是面臨了暫時難以逆轉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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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文可在此下載:檢視廣東省社保補繳程序及服務-15 個工友追討個案綜述   行政摘要 在廣東省,外來務工者的養老保險時常受到剝奪,企業違法欠繳養老保險費用的情況尤為猖獗,近年不少工友加入追討社保補繳行列,已成為工人維權的主要趨勢而漸受關注。   由2019年底到2020年年中,我們深入訪談十多名曾經或正在廣州、東莞、深圳、惠州四地追討欠繳養老保險的工友,通過他們講述自己在追討過程中的各種情況,在報告中展現工友對於養老保險制度和自身權益的認識、曾經採取的追討補繳社保行動,因性別身分而導致的不同遭遇,以及養老保險對其退休計劃的影響。由此,找出各政府部門在養老保險補繳問題上出現的缺位,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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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報告全文可在此下載:新冠肺炎下廣東省工人復工情況初探   因新冠肺炎爆發,自今年2月以來,不少原來打算春節過後立即回去上班的工友,因突如其來的停工期而增添不少煩惱,特別是用人單位對不能準時回廠員工的安排,最受關注。除此以外,從一些已復工的工友那裡,我們也聽到一些廣東省的工廠因應疫情而實行的衛生措施,以及復工後的工廠工作量情況。   這些復工安排,以及員工對於這些安排的意見,令我們進而考慮到,企業在疫情期間復工到底有沒有做好保障員工的責任。在非常時期,復工工友的權益是否得到保障,工友又是否清楚自己受的法律保護?廣東省和中央政府在這期間的政策是否有問題,其政策是否能切實執行,又是否能確保工人的權利不因防疫之故而受侵害?以這些問題為基礎,我們展開了一連串的基層工友訪問,嘗試展現疫症中的工友狀況。   勞動力在2020年2月2日至3月3日期間,一共對41名工友進行了一個月的跟蹤訪談,完成38個有效的訪談紀錄。受訪者是我們過往認識的工友,大部分都現正或曾在廣東省務工,在深圳、惠州兩地務工的工友較多。   調查整體了解工友的身處位置、生活、所屬企業復工情況等等。針對已復工及未復工工友兩個主要群體,設計了不同的訪問問題。對於未復工工友,我們希望了解妨礙他們回廠的因素、用人單位對於延遲復工期期間的安排、以及政策對未能復工工友的保障是否到位。延遲復工期安排中,特別關注工資和帶薪年假是否會扣除。對於已復工的工友,我們希望了解他們回到崗位前的隔離安排、廠內的防疫措施及潔淨情況,以及因應疫情的工作量調整。當中,我們特別關注迄今為止中央和省市政府發出的種種文件,是否能夠有效規範企業復工後的生產安排,以及確保工作場所的衛生。調查發現的主要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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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最新的調查報告:《服务业工人劳动状况调查报告集》,已於2017年8月出版。 PDF点此下载 Download here 2017年服务业工人劳动状况调查报告集 (只有中文版available in Chinese only) 印量有限,请来邮workerempowerment@gmail.com查询。   附上 调查报告集:封面,目录,及前言。敬请关注,欢迎垂询。   服务业工人劳动状况调查报告集      前言   出版缘起   劳动力的伙伴机构打工者中心在深圳扎根多年,过去面向的多数是周边工厂的工人,毕竟在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较早,我们所关注的外来工群体多聚集于此。不过近年,我们逐渐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因为劳动争议找上我们的工人,开始有来自各种服务行业的,当中包括保洁、快递、餐饮等等,也有经历工厂倒闭后改投服务业的。他们的工资待遇与工厂工人相去不远,但劳动关系更不稳定。放眼整个深圳地区,由几年前开始,地铁沿线工厂密集工业区一路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区和各种消费场所,可见原工业区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转移。   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主观感受,还能从政府政策和实际经济数字中得到印证。 近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全国国民经济总额占比、投资额和缴税额方面开始超越制造业,市场开放、产业扶持的政策重心也逐渐向服务业倾斜。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服务业已成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1.6%,比制造业高出11.8%;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2%,比制造业高20.8%(注1)。而且,自2011年起,服务业的就业比重首次超越第一产业,此后每年都因为行业增长快和吸纳就业密度高而再有提高(注2)。   继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之后,近年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工人抗争,可算是沃尔玛店员自2014年起连番发起罢工,再加上多次相对大型和持久的工人集体维权行动都牵涉到服务行业,例如2013年的深圳盐田港工人罢工和广州中医院保安和护工罢工、2014年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等,令工厂以外的劳动者状况开始更为人所关注。   然而,服务业岗位的工作形态、以至劳动争议的起因比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似乎更多样化,而过去我们对此并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为了补充这方面的不足,我们最近一年开始探讨就近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业工人的劳动状况,也更全面地了解他们面对的处境和检讨过去工作手法在服务业的应用空间。经过与其他有志一同的朋友交流,我们发现大家过去都就不同的服务业范畴进行过一些小型的调研,加在一起的话应能提供更完整的图像,继而催生了这本涵盖了住宿、街道清洁、餐饮及物流行业的调研报告结集。   服务业发展下基层工人的处境   服务业持续扩张并非中国独有现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已经饱和,而在2010至2013年期间,私营部门的服务行业(包括餐饮和住宿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增长率最快,创造的新职位也最多(注3)。在英美,服务业的扩张始于1990年代,新创造的服务业岗位多集中在基层低薪工种,整体而言不需要太高技能,工资待遇和职业保障也较差。以往可能还需要较多社交性或技术性的能力,但现在已因为工作流程愈来愈标准化,工作安排和速度都越来越依赖科技决定,直接影响工人的议价能力。   本结集的调研主要聚焦在服务业发展的趋势下所出现的基层工人,覆盖了深圳、广州、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城镇化发展带动了消费需求,以及地方政府开始开拓公共服务外包的途径,造就了为他们所在的这些产业的扩充机会。综合来说,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这个日渐膨胀的群体面对的一些共同处境。   一、劳动关系零散化、不规范   自2008年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者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明确双方责任和劳动者应有的权益保障。当然各人对法律的熟悉程度和维权意识各异,但是在工厂中,工人对于自己”受雇于谁”的问题比较清晰,而长时间在具一定规模的生产在线固定的工作岗位工作,也提供了相对充份的条件,令工人认知到自己是全职员工。不过,服务业中反映的雇用形态明显地比一般制造业更加零散化和不规范。例如,一些行业会以兼职、外包和实习的形式雇用员工,性质上与全职员工相若,但加上了学习或提供服务的幌子就不与员工签正式劳动合同(甚至还有令员工觉得自己不适用于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发生),这种做法混淆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直接影响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就业稳定和劳动保障的投入,以及劳方和资方之间的责任分配。   除此之外,用人单位在其他方面规避法规和不守法的情况比比皆是,当中主要牵涉排班休假加班费计算和社保安排。然而,工人对法律保障的劳动权益认识并不深,譬如大部分住宿业员工都不知道周六上班视为加班,应得双倍工资;物流业中有员工的社保不在本市参保,但觉得只要公司能让他们实报实销在本市产生的医疗费用就没有问题;餐饮业中超过七成受访工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些工人反映这是业内惯例,以及不想受合同束缚,所以不签。   二、劳动条件欠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08至2013年期间,各类服务业的平均工资都有明显增长,主要由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来推动(注4)。从我们收集到的这些调研报告所见,多数服务业工人的基本工资都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当中可能是受到一些制度因素所保障或促进,譬如武汉的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规定了合同生效期间每年的工资增长不应低于7%,广州也有政府文件规定环卫工的基本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10%。   然而,整体来说这些报告覆盖的工人工资水平还是偏低。过去我们已多番探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订方法不透明、且无法保障工人体面生活需要的问题。在一二线城市,不少工人都反映最低工资标准对其工资水平无甚参考意义,即使领到比最低工资略高的基本工资,也不代表能够维持他们及其家人的生计。当然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其他工资组成部分,例如岗位补贴、高温补贴、加班费等等。这意味着工人为了赚得更高工资,必须无条件接受五天八小时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要求,更遑论当中可能出现各种补贴计算方法不清或不符合法律规定等情况。   绝大部分的服务业工人都面对工作时间长的问题。餐饮和外卖速递业总是要求每天十二小时候命,当然一天内不同时段的客流不同,高峰时间固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其他时间即使没有在提供服务也没法松懈,基本上也是随时待命。深圳和广州的环卫工工作时间虽然普遍都是每天8小时,但几乎是风雨不改全年无休,对普遍年龄偏大的环卫工来说更加辛苦。 餐饮业和住宿业因为行业性质的缘故,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往往是营业高峰期,令员工难以在这些期间休假,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也受到影响。   三、工人需自行承担工作风险和内化管理控制   服务业和制造业工人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提供的是服务,直接面对服务需求者或顾客,而不只是在车间里满足生产或订单要求。在工作过程中向他们施加管理控制的不只是工作间里的管理人员,也有直接接受其服务的需求者或顾客。换言之,没有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和评价产生极大影响,使得服务业工人须同时面对内外两方的压力,而当中的风险大部分由自己承担。譬如,外卖和速递员如果未能达到95%的按时签收率就会被罚款,但总有很多不可控因素,令他们无法准时送到件;住宿业的一线员工面对火警和人身安全威胁等情况时,往往碍于酒店声誉和形象而必须低调处理,不能自行报警求助甚至还手;餐饮业工人遭到顾客投诉及成为其情绪发泄对象等也是屡见不鲜,有些用人单位会制定应急处理方案,但更多时候是要工人自行应变处理。   除此之外,不少工人反映他们的工作不为顾客甚至大众所理解或尊重,尤其是他们的工作表现被顾客直接评价,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也要照单全收,小则被辱骂投诉(如餐饮及快递外卖业),大则被当街殴打(如环卫工),当中的情绪压力可想而知。当用人单位以顾客感受和商誉为先,将工人的保障及利益排次,也就不会完善地平衡顾客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导致工人只能默默承受,甚至内化委屈和侮辱,接受自身工作表现不合要求的说法,日后也较难挑战工作当中的无理取闹和不合理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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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以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為主要經濟驅動力的深圳,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越走越快。以往工廠林立的工業區慢慢被金融服務辦公場所和房地產取代,製造業向高端知識型方向發展,而低端、高污染、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外遷和倒閉潮持續,第三產業逐漸發展成形。

目前越來越多外來工前來深圳從事服務業工作,包括物流、餐飲、酒店、環衛、保安等。與工廠不同的是,這些行業的工作場所分散,員工人數較少,合約較不穩定。在眾多服務行業當中,酒店住宿業是少數在同一工作場所有較多員工的,而在深圳除了有許多五星級大酒店,更有不少連鎖酒店開設大量分店,當中包括七天、漢庭等經濟型的酒店品牌,在各方面都有一定規模。然而,當酒店住宿業發展並沒有下滑勢頭的同時,從官方數字中反映出來的勞動人口卻一直下降,當中牽涉的用工形式和勞動條件引起了我們的關注。2016年夏天,得幾位熱心的大學生志願者協助,我們對深圳龍崗區內的酒店住宿業勞動狀況、工人構成等方面進行了初步的瞭解。

報告詳情可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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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深圳產業進行轉型升級,勞動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企業倒閉搬遷的情況十分普遍,導致不少長期在工廠工作、年齡相對較大、技能單一的工人面臨失業困境。他們的積蓄和社會保障不多,但是住房、醫療、教育、贍養老人、撫育孩子等開支依然存在,失業對這批工人造成的影響之大,令他們對再就業的需求可見一斑。透過追蹤一群原本在玩具廠工作、卻因為玩具廠搬遷海外而失業的工人的生存狀況和再就業安排,我們對工人找工作的需求、安排和遭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從中發現深圳政府和工會在相關政策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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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中心就2016年深圳最低工資調整之系列文章:  1. 谁为工人“降成本”?打工者中心评广东省冻结最低工资两年 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g.html 在今年两会之前,广东省政府就未来三年的经济规划发表《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以及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方面发表行动计划。其中,《降成本行动计划》提到,将在2016年低为全省企业减负4000亿,当中包括冻结2016至2018年的最低工资水平,以及降低社会保险费成本,直接影响二千多万工人的生计。我们在最近的聚会工人是怎样看这样的措施? “这么多人过来打工贡献青春,现在还要减我们工资?”  一听到连续三年可能没得涨工资,工友都非常气愤。“现在房租每年涨,出外面吃顿饭每年也涨一两块钱,不涨工资不就等于减工资吗?”虽然每次涨最低工资时,很多工厂都会取消原来的一些津贴和奖金,令工人实际收入没法增加,但老李仍然觉得最低工资是给工人的底线保障。经济好,工厂到处抢人时可能没用,但到了不景气时就可确保工人收入不会低得太离谱。“企业赚不了钱,不就是因为工人没钱买东西吗?”到了适婚年龄的阿国更说,没钱也结不了婚,感到非常无奈。    “今天减社保费率,明天就减社保金额了。”  在降低社保费率方面,大家都表现的很担心。虽然《计划》只提到削减企业在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费率,但大家担心一方面这种做法会扩展到养老保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供款减少,社保基金的资金越来越少,到头来干脆减少社保金额的话,问题可大了。    “这几十年来他们啥都赚回来了,政府帮他们干嘛?”  说到整个4000亿降成本的计划当中,降低人工及社会保险费成本的部分仅为600亿,即15%。海叔表示,政府要减免企业2150亿的税项是政府和老板之间的事,政府财政有实力减税就算了,但不应减工人的收入。更何况这些企业在过去十几年利润庞大,什么都赚回来了。老李更说,不挣钱的企业,补不补贴也挣不了钱,就让它倒闭好了,把机会留给他人更好。对于政府大手笔补贴企业现在所谓不景气的情况,大家都感到不以为然。“工人帮老板创造财富,老板跑去炒股票输光了钱,怎么能要求工人承担?这不符合现实。”    “谁要住在水泥厂旁边呀?”  除了被当成要被削减的‘企业成本’外,现在地方政府更在卖出过量商品房方面打工人的主意。來自河南、四川、贵州的工友均指出,最近老家有一个政策,每家每人可获数万元补贴购买城镇的商品房,前提是要把老家原来的房子拆掉,而且以后都不可以在同一地点盖房子。“给我家每人十万也不要。住进城里,哪会每天跑几公里回去种田?这不是开我们的玩笑吗?”阿来这样说。阿清老家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那些受补贴的商品房就建在两栋水泥厂中间,整天沙尘滚滚,看上去就不像打算让人住的。    的确,在工人的声音缺席的时候,不论是“降成本”还是“去库存”的政策,对于只能够勉强过活的工友来说,没办法不是文不对题的。 2. 经济下行何苦拿工人工资开刀? (2016-06-09 14:26:34)   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f.html 2016伊始,“十三五”规划正式展开,供给侧改革成为习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过去几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需求侧,意指透过投资基建、鼓励出口和消费来刺激经济,为企业制造需求,而内需又要靠提高工人的购买力来维持,所以工资也顺应增长。可是,现在政府说这种形式的经济政策只适用于应付外部经济危机,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之后出口大减,温家宝推行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还有2009年的十万亿元贷款措施就是一例。现在中国本身反而因为产能过剩而面临经济下行,所以要推行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经济改革,以减低企业经营负担为主要原则。   还来不及搞清楚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意涵,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工人自今年年初起就先蒙受了来自政府和商界四面八方的攻击。先有财政部长、法官、政协、商会等高调批评《劳动合同法》令劳动力市场僵化、增加企业成本,应该修改;再有广东省政府以经济下行、响应中央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由,宣布冻结最低工资调整两年。在政府的论述中,企业似乎是经济下行的最大受害者,而为了挽救企业,就要让妨碍营运和获利因素消除,而当中与工人直接相关的当然就是劳动力成本,所以为了与企业共度时艰,冻结工资显得理所当然。   政府和企业的意思仿佛是,就是你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不够高,还要这要那涨工资,弄得我们都经营不下去,所以你们要负责任。这种说法令人纳闷的原因在于,可是不论经济下行不下行,我们都很难说工人的生活很好过。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一、工人是否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企业经营困难的加害者?二、经济下行的时候,是否只有企业受害,工人完全不受影响?   企业常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涨,社保缴费又这么多,让他们在工人成本上花了好多钱。工人大概会觉得很无辜--瞧我现在过这样的生活,原来已经是企业排除万难满足工人要求的成果?许多工人要靠加班费撑大工资不在话下,单领基本工资的话连个人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更遑论照顾家人的生活需要。而且最低工资和社保缴费虽说是基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可是老老实实按法定标准来支付的企业又有多少?从五险一金中农民工参保比例的严重不均[1] ,就知道许多企业都没有为工人每项都买齐,深圳的老板更利用法律本身的灰色地带,从工人的基本工资中扣除社保缴费。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是工人主动提出,否则也不会采取积极的手段来确保企业守法。法律本身的漏洞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早就已经默默的为企业减了他们本身应有的负担,他们得寸进尺之余还在把责任推在工人身上,工人可谓躺着也中枪。   即使是过去几年经济好的时候,企业也不见得愿意和工人共享经济成果。近年广东省鼓励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可以撤资,轻轻一声拜拜就把厂搬走,可是为他们劳碌半生的工人呢?非但领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还因为企业本身过去的违法行为和对劳动力的纯粹剥削,让工人既培养不到能跟上产业升级大潮所需的技能,也得不到应有的退休保障,回到老家又无法谋生,那又算什么呢?政府宁愿从工人也有份缴纳的失业保险中挪用资金为企业发放稳岗补贴,也不愿意正视企业长久以来剥削工人、工人永远处于下风的事实,可见不管经济下不下行,工人的利益往往都是首先被牺牲的。   细看广东省政府响应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文件,都是为企业减轻经营负担的项目。你说经营成本贵吗?就给你来个“降成本”,为全省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你说囤积库存太多卖不出去吗?也给你来个“去库存”,帮忙推销商品房。可是从“降成本”的细项看,需要节省的劳动力成本只占整体企业减负的百分之6.25,社会保险费只占百分之8.75,相较之下税负成本达到减负总额的百分之53。由此推论,税负才是企业最大的经营负担。当然企业缴税是其应有责任,但他们经营困难,要算也该算到政府是否徵税过高的账上,凭什么说工人成本过高?而且劳动力成本占整体企业减负比例这么少,把其它细项的比例拉上补下也大概可以应付,何苦向生活本身已很拮据的工人开刀?   更矛盾的是降成本同时又要去库存。去库存行动计划中提到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要求”,又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可是当工资都不涨的时候,他们哪来的钱买房?当然最低工资调整个几十块,也不会令本身没有买房能力的工人突然买得起房,但是如果连最低工资这个唯一对工资价位有决定性影响的法定标准都不涨,背后给工人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不会花钱在你身上,但你必须更会花钱”。因此工人目前面对的情况就是,工资一直不涨,但房租水电却越来越贵。既要工人消费,但又不让工人有消费的能力,或者让大家借款买房,大半辈子都得承受房贷压力,那对拯救下行的经济又有何用?供给侧改革要满足的需求,究竟是谁的需求?   话说回来,春节前政府报告“十二五”成果,人社部长还坚持未来五年“会以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为目标,更加注重健全分配机制。推进工资制度改革,统筹平衡好各方面群体的利益关系”为工作目标,可是在一片为企业减负的呼声中已无人再提起。希望人社部门能正视工人面对的困境,不要让工人再做经济下行的代罪羔羊。   [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比例最高,有百分之26.2;参加住房公积金的比例最低,只有百分之5.5。   3. 2015年深圳工人工资与生活开支调查报告 鏈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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