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調查背景 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與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中國消費者對服裝的個性化、多元化和品質需求愈來愈高, 2018年服裝市場銷量總數更達2.077萬億元[1]。由於“十三五”國家政策制定經濟以內需為主導,消費市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但是自2019年以來,冠狀病毒(COVID-19)持續在全球爆發,病例呈指數增長,導致邊境封鎖和經濟增長放緩,影響了中國經濟和全球的供應鏈。國際勞工組織宣布該病毒為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危機,而服裝行業是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中國也首當其衝。 為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中國的防控措施限制了人民流動與活動。在2020年初大部分的工廠和實體商店因此關閉,人民居家隔離。另外,交通運輸受阻影響原材料供應和内銷,令貿易放慢。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首五月中國紡織服裝類零售總額同比去年同期下降23.5%[2], 可見新冠疫情導致內地消費減少,打擊服裝行業。但另一方面,消費者愈趨頻繁地使用網絡電商去滿足購物所需。有研究報告指逾半(56%)內地受訪者表示,在明年他們預計網上消費將會超越其實體店消費,顯示出網上銷售將會成為銷售業一大組成。[3] 2. 調查主題 本研究是承接2020年下半年關於工廠製衣工人調研而來。 服裝業的價值鏈上游是服裝生產階段,而下游鏈則主要為零售。這次的調查以珠三角地區的服裝銷售產業及其員工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在過去一年發生疫情以來, 服裝品牌銷售的勞動力市場跟以往相比有何變化,這些變化對銷售員工,特别是女工,在就業、勞動關係、工作條件的影響,以及對她們個人及家庭處境影響。 3. 研究設計及方法 本研究主要調查了跨國服裝品牌H&M和UNIQLO(內地名為優衣庫)在廣東的門市, UNIQLO在2019年營收達約 331 億人民幣,增長 14.3%,佔集團 21%,僅次於日本本土市場。[4] 而H&M銷售額在2018年約合共1562億人民幣,主要得益於線上渠道收22%的強勁增長,佔集團總銷售額的14.5%。[5] 在2019年快時尚品牌排行榜裡,UNIQLO和H&M分別排行首位和第四位,顯示出它們在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從網上資料和官方網站來看,這些跨國品牌在各城市起碼有兩至三家門店,深圳和廣州這些大城市的門市最多。我們名單內两個品牌在全國的門市共約100間,考慮每個品牌的門市經營手法大致相同,限於人力和時間,我們在深圳及廣州兩個城市以便利抽樣方式,到上述每個品牌的至少兩家門店進行調查。 調查在2021年1至2月期間進行,研究方法以訪談為重點,以面對面和微信聊天的形式向從事銷售的員工進行訪談。在深圳和廣州,研究伙伴到訪了五間H&M門店,四間UNIQLO門店,它們當中有一般門店也有大型旗艦店,都位處大型購物商場,有的更是在高級購物商場,門店員工基本只有三五名,在旗艦店才有10名以上店員,員工男女均有。除了長期工,兩個品牌還有臨時工、兼職、實習生不同稱呼的非長期工,基本都是招全日制大學生。最後研究伙伴成功與13人進行了訪談,其中女性佔69%(9人),男性佔31%(4人)。在所有受訪者當中,有5位是長期工,5位是臨時工,3位是兼職。訪談沒有錄音,內容由研究伙伴筆錄整理。 4. 研究發現 4.1 疫情對服裝企業經營的影響 4.1.1延遲復工 大部分受訪者都提到自己所屬門市只是在疫情爆發後首個月(2020年2月)受影響。兩個服裝品牌的門店在疫情初期人流量減少,3月份逐步恢復門店營業,之後正常營業,員工3月份也開始復工。 兩個服裝品牌的廣州旗艦店更是自疫情以來繼續運作,雖然H&M暫時關閉內地大約三分之一的門店,它的分店在2-4月疫情最嚴重期間也只提早十分鐘下班。雖然春節時人流量少,但是員工表示開業是公司的要求,也有員工反映不上班沒工資, 公司亦有發疫情期間上班補貼。門市照常營業期間,公司增加了店內消毒次數,為員工和客人測體溫。 4.1.2 銷售量及業務內容變化 2020年2月份因疫情人流量減少,兩個品牌的門市銷售量都有所下降,不過在下半年恢復正常營業收入。其中UNIQLO走大眾化路線,保持了高需求,所以銷售量很快恢復。H&M的訂單整體也令人滿意,同樣它的服裝產品也受年青人歡迎,因此對銷售的負面影響不是太大。 疫情期間,兩家品牌集中在網上進行促銷可以說是最主要業務手法,它們有網上APP和微信公眾號進行銷售,網上商店銷售額自3月份以來已回復業績,銷售額甚至有所增長。品牌採取了多種促銷方式,發展了“線上+線下”的新零售模式。兩家品牌在網上也會定期舉辦促銷活動,比如每星期推出有限時特優和超值精選商品,線上線下基本上同價。 在網上銷售方面,電商能為線下門店增加客流。顧客可關注品牌的公眾號而購買和搜索不同門店的衣服,品牌也通過電子應用程式提供周邊店面的位置指引、專供門店的優惠券二維碼。第三,品牌電商網絡有提供送貨方式,這新零售方式積極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分析消費者想要的商品,並將相應信息同時發送至工廠、物流和門店。不過H&M線上銷售和門市的經營是各自獨立不互通的,UNIQLO則允許顧客線上下單, 然後到線下門店取貨,顧客更可以在實體門店退換在線上購買的商品。 4.2 疫情對勞動狀況的影響 4.2.1 用工模式 長期以來,兩家品牌門店的基層員工由臨時工或兼職工和長期工組成,疫情爆發一年來,兩家品牌門店的用工模式出現一些變動。受疫情初期人流大量減少影響,臨時工的排班時間減少,H&M門店舖當時更不聘用臨時工,只保留長期工。有些UNIQLO分店在物業要求下而歇業,據受訪者說員工並沒有因此被辭退,但有些人卻因疫情請辭。 雖然兩家品牌的銷售量在去年第二季度慢慢好轉,下半年開始全部恢復,但是現時兩家品牌都只招臨時工。受訪者表示門店的臨時工和實習生數量比長期工為多,臨時工就約佔一半。 就UNIQLO來說,它每星期都會發布招人廣告,對象主要是在校大學生,男女不限,沒有經驗的也可,但不招長期工。臨時工的合同期為三個月至一年,公司沒有為他們購買社保,工作內容按需分配並不固定,上班時間要求更彈性,通常在繁忙時間或長期工休息時都被派上班。 另一方面, 電商模式愈來愈受重視,比如調查中的UNIQLO廣州旗艦店設置專門的O2O(Online-to-offline線上至線下)部門,有員工主要是負責UNIQLO線上銷售的發貨。O2O是一種離線商務模式,由線上營銷帶動線下經營和消費,O2O部門會設有電商運營、商品設計、商品運營、售前售後客服等崗位,例如負責網店網站的設計、訂單處理、售前售後諮詢、商品資料和優惠活動的維護更新。 4.2.2 工作時間及工作量 基本上這些門店的臨時工工作內容與長期工一樣,主要看管理人員安排。比如UNIQLO的新員工入職是從裝針(在衣服上安裝防盜扣)開始,之後到不同崗位學習,包括顧客接待、商品整理、收銀、清掃、閉店等。 疫情對臨時工和長期工的影響可說是各有不同。疫情初期,兩家品牌門店的臨時工受到的影響是排班減少,甚至工作機會都沒有了。對長期工來說,比如在UNIQLO門店人手減少,少請臨時工或臨時工的排班少了,長期工的工作量就會增加大一些。 有門店的長期工表示,疫情初期的2月份人流量最少,他们甚至在上班時間可以玩手機。但在下半年,有受訪者透露在門店工作時節奏加快、工作強度愈來愈大,他們工作時要一直站著,手腳停不下來。比如H&M深圳某門市下午人流最多,忙的時候甚至沒時間上廁所。而优衣庫的多位受訪者則表示門店“節奏快”、“強度挺大、速度要快”、“累”。 工時制度方面,兩家品牌的門店實行輪班制上班,分早、中及晚班,長期工每週休息2天,每月休息8天,每天工作8小時。臨時工則是實行排班制,雖說臨時工是按自己空閒時間上班 ,實際上像UNIQLO會提前一週排出下週的報表,員工請假要看門店工作量。由於現時銷售量較疫情初期好,門店也經常出現加班情況,尤其是UNIQLO的實體店人手需求較大,每週日都會安排員工輪流加班。雖說是臨時工,工作時間也不是自主的,「請假要看店舖工作量,如果人手真的不够,你覺得你能請下來嗎,除非你已經不打算再做這份工作了。」受訪的臨時工如是說。 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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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背景 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國相繼爆發,在疫情影響下,全球產業鏈上的生產供應和銷售活動都出現變化,產業鏈下游的就業情況和工人生計都因為訂單減少和停工而即時受到打擊。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歷時數月,大部分產業已復工,不過在此之前受到打擊的產業恢復情況如何尚待觀察,而且勞動力市場所經歷的變化發展成怎樣的新常態亦尚未可知。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發展成世界製造業出口大國,雖然近年部分行業如服裝業等生產訂單逐漸往外移,但在全球消費品價值鏈中的位置仍舉足輕重。另外,繼2008年金融風暴後中央大力發展內需,今年又提出發展「內循環」,可見產業價值鏈結構可能會經歷重大重組,從生產、行銷到物流,從業人員在就業機會、技能要求、勞動條件方面都有機會受到長遠影響。   在疫情爆發前期,已有媒體及非政府組織針對各國供應鏈底層工人所受即時打擊的調查報道,例如服裝品牌面對消費需求下滑,取消生產訂單或延遲交付,導致印度、孟加拉等地供應廠周轉不靈,不止令其直接聘用的工人收入大減甚至失業,服裝行業中常見的家庭作業、非正規工人也頓失生計,當中又以女工為大宗。   勞動力在2020年3月曾從與各行業的工人訪談中,初步了解他們在疫情過後的復工情況。目前疫情在中國雖已緩和,但是世界各國重啟經濟活動步伐不一,對全球供應鏈上下游及價值鏈其他活動的勞動力市場的中長線影響還難以評估。有見及此,本研究將針對中國情況,探討國內疫情受控後,工人就業情況跟以往相比有何變化,受疫情影響而停工、失業、轉行的因經濟活動再起多大程度上得到恢復,還是面臨了暫時難以逆轉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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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中國原勞動及社會保障部頒布《最低工資規定》,並規定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最少每兩年調整一次最低工資,最低工資一直是廣大勞動人民生活的最低保障。在廣東省,各城市按經濟發展情況分為四個類別,各類城市採用不同的最低工資水平,第一類比第二類高、第二類比第三類高,如此類推 ,廣東省人力資源及社會保障廳(人社廳)定期調整四個類別城市的最低工資。多年來獨立制訂最低工資的經濟特區深圳市,由2018年中開始亦納入此系統,與廣州同列第一類城市,但仍然保持自己現有的最低工資水平。 2018年,除了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水平按「兩年一調」原則提升,廣東省其他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亦繼2015年凍結後首次獲得調整。勞動力多年來密切關注廣東省工資水平,透過長期調研工作,瞭解當地工人生活水平是否與經濟同步發展。在本文,我們整理近年廣東省各類城市的最低工資變化,比較社會平均工資及指導工資水平,探討最低工資是否仍能發揮保障基層工人生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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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的中文版集中、港、韓之力終於問世,希望為正在崛起的中國工人運動提供一點支持。

原刊於2013年11月12日香港經濟日報讀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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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泰壹的傳記《星星之火》中文版近日終於面世,輾轉流傳到一群富士康工友手上。我帶着全泰壹的故事來到這裏,會遇上怎麼樣的富士康工人?

全文原刊於2013年11月1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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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將於2013年8月31日(六)舉行《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之新書發佈暨韓中工運交流會,詳情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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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最新出版《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經已問世,歡迎查詢訂購。
另有書評轉載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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